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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果你看过16年前的电影《我们俩》,可能很难将片中的女大学生小马与正在上映的电影《守岛人》中的王仕花联系到一起。前者青涩单纯,在一个四合院里和一位老太太的生活产生了交集;后者饱经沧桑,32年如一日地守护着丈夫,守护着小岛。而这两个角色都由同一个演员饰演,她叫宫哲。
自小对画画有很深情感的宫哲,在中央美院读大一时,被导演马俪文发掘,出演了文艺片《我们俩》,赢得业界口碑,宫哲作为新人也开始被关注,获得第十三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最佳新人奖,并提名金鸡奖最佳女配角。但之后,她却很少出现在大众视野里,“小马”似乎消失了。在宫哲看来,真正的生活不可能每天都是波澜壮阔的,其实大部分都是平凡的,“我接受人生每一次偶然,就像最早拍《我们俩》,我也接受人生每一次的必然,这些年其实就是必然。”
首次合作,刘烨以为她就是个渔民
导演陈力寻找王仕花的饰演者时,考虑了很多演员,但心里却一直没有底。因为这部戏要提前半个月下生活,去岛上暴晒,让蚊虫叮咬,她特怕女演员吃不了这份苦,“前脚刚说了不让化妆,后脚就化上了”,陈力挺担心的。这时,她突然想起十几年前的一部电影《我们俩》,觉得那部戏特朴实,就想着片中的小姑娘去哪了。通过多方寻找,再见面时,陈力发现眼前的小姑娘还是那么朴实低调,所以很快就定下来由宫哲饰演王仕花。
做完造型后,同剧组的演员侯勇在化妆间看到宫哲正在帮化妆师收拾东西,忙活这忙活那,还琢磨这是哪儿来的群众演员。后来一演戏才知道,人家是女主角,把侯勇惊着了,“她是真不演”。
电影《守岛人》中,宫哲与刘烨饰演了一对守岛多年的夫妻。
片中饰演王仕花丈夫王继才的刘烨,是第一次和宫哲合作。宫哲的不演,就要求每位演员跟她演对手戏时,必须得完全放松下来,这也让刘烨压力激增,“有时宫哲在海边坐着,你会以为她就是海边的一个渔民”,刘烨说。
宫哲不是表演科班出身,算是半路出家。但她觉得,不管任何专业,在自我表达的时候,最重要的还是要真诚,真正打动观众的艺术作品或影视作品,都是因为与观众产生了共鸣。
其实,王仕花这个角色离宫哲挺远的。宫哲是黑龙江人,并没有在海岛上生活的经验,平时出去旅游,也都是去蓝天碧水白沙滩的地方,但王仕花生活的岛,连附近的海水都是黄色的。
在为角色做功课时,宫哲了解到,戏里的原型人物在岛上听坏了19台收音机,那是他们跟外界唯一的联系,只有通过收音机才能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。她觉得,王继才与王仕花夫妇守岛32年,跟外界几乎处于一个隔绝状态,但如今手机上的各种资讯信息太多了,对塑造人物是一种干扰。所以拍摄时,她不允许自己在片场带手机,“要把这个人物从始至终贯穿的精气神,整个能量控制住,从各方面对自我进行一个保护,把人物的魂留住”。所以,每天拍完戏回到宾馆,她也不看手机,没精力了,也看不过来。
没有手机信息的干扰,拍摄的那几个月特别清净。宫哲有时就在岛上溜达溜达,晒晒太阳。她还带了几本书,一部格非的小说,还有《于是之:情泉》《石挥谈艺录:演员如何抓住观众》,在拍戏候场的时候都看完了。
【拍摄故事】
演生孩子是个体力活儿
电影《守岛人》中,宫哲饰演的角色是两个孩子的妈妈。
片中王仕花在岛上生孩子那场戏,对于还没结婚的宫哲来说挑战很大。拍摄前,宫哲去妇产医院体验生活,又看了很多纪录片,比如有一部10集的纪录片《人间世》,涉及生孩子的内容,但没法完全借鉴,因为纪录片中的孕妇由于各种原因,最后都是剖宫产,整个人处于半麻醉状态,表情冷静。因为王仕花生的是二胎,宫哲还问了一些生过二胎的朋友,生头胎和二胎分别是什么反应。
宫哲说,生孩子其实是个体力活儿,这场戏拍了三天,还要保证每一条跟之前是一样的状态,每一条都是精准的。拍完之后一个多星期,宫哲都感觉大脑是缺氧的。
16岁离家,被迫长大也被迫独立
比起半路出家的表演专业,画画才是宫哲的童子功。宫哲的父亲是工程师,小时候的她经常看父亲画设计图,她就在旁边拿着铅笔画小鸭子。后来她看见别人画人物头像,特别喜欢,就自学自画。
家人觉得她是真心喜欢画画,给她报了班,最开始是跟一个老爷爷学画国画,每到周末,六七个小朋友围着一个桌子,拿着毛笔先画工笔,再描线、上色、写意。为了能在画画这个专业走得更远,宫哲后来去了当地少年宫学素描、色彩、速写。
读高中时,16岁的宫哲只身一人坐卧铺从黑龙江赴北京,就读中央美院附中。出行那天爸妈在站台为送她行,对面座位坐了一个比她大几岁的男生,上车后就一直哭。宫哲属于那种不喜欢把悲伤展现出来的人,心想车快开吧,开了以后再难受。对面的男生也觉得不好意思,就把他那侧的窗帘拉过去捂着脸哭。哭是会传染的,看了眼车窗外的爸爸,宫哲也忍不住,抱着自己那边的窗帘哭了起来。
开到辽宁的时候,前面一列火车出了故障,导致宫哲乘坐的列车晚点,到北京时已是凌晨。她只记得出北京站的时候,天都黑了,昏黄的路灯是她对异乡的第一印象。
对宫哲而言,16岁其实是一个被迫独立、被迫长大的过程。“我们必须要面对走出去这一步,16岁不走的话,20岁也要走,没办法,可能我的时间前置了”。在北京读书时,宫哲也想家,到现在她还留着厚厚的一摞IC电话卡,她用手比划着说,摆一起大概有20公分长。“那会儿所有的零花钱都用来买电话卡了,每天都给家里打电话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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